发达国家正在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无技能非法移民而焦虑，但非洲国家却在面临另一种担忧，即有技能（甚至高技能）公民合法移民至发达国家。这种流出被认为是具有伤害性的新型“人才外流”，即发达国家积极地吸取贫穷国家所急需的技能。
这一担忧可谓使错了力。从一开始，我们就应该区分“需要”和“需求”。诚然，众多非中国家需要技能。但因为诸多与经济落后有关的因素，它们无法吸收这些技能。
印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大量专业人员的外流，当时，印度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。官僚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出国参加会议。行政部门头脑掌握着无上的权力。因此，毫不奇怪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决定离开。我们印度人信仰“生也无涯”，但与其他人 一样，我们也会设法最大化这辈子的财富。
况且，仅仅把人留住，即使成功了也对国家助益有限。“人才”并不是静态的概念。身处金沙萨压抑的环境中，人才流失会比让他们前往纽约更快。
此外，把人留在国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在许多贫穷国家（印度和韩国除外，它们已经发展起了优秀的教育制度），最聪明的公民往往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。于是，挑战就变成了如何防止他们留在国外，在国外定居。
但是，无论如何，在今天，移民限制违反了被国际法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权。但是，一些担心“人才流失”的发达国家组织所实施的限制外来移民政策是否有效呢？
在这方面，人权方面的顾虑相当棘手。我们真的可以对加纳博士说，你必须返回你的国家，而一转身又允许俄罗斯博士定居开始新生活吗？在美国等国家，这可能有违反歧视原则和宪法相关规定。
应对贫穷国家（特别是非洲国家）技能人力外流的合理措施应该另辟蹊径。技能工人的外流是不能加以限制的，事实上，也不应该加以限制，因此我们必须设计能合理处理这一现象的国际机制。这意味着采取一种“流散犹太人”的模式，其中包括四大政策方案。
首先，停止抱怨外流人才不回国的现象，而代之以培育海外专业人士侨民的忠诚度，让他们在诸多方面为祖国效力。因此，他们应该被授予选举权。投资和购置土地方面的限制也可以解除。而移民专家（比如我）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建议应该发展相应的机制方便学术人才回国举办培训班，培养本土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师资。
其次，在用更多的权利团结外流人才的同时，也应该让他们接受相应的义务，使他们和留在国内者处于平等地位。我在20世纪70年代时曾建议对侨民征税。这一“巴格瓦蒂税”显然是相当“美国”的：在外永久定居的美国公民与国内公民一样，都必须缴纳联邦税。
第三，在非洲，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都急需技能，因此我们需要组织向这些国家供给所需技能的渠道。我很早就指出，发达国家有大量高技能人才退休时身体健康，精神矍铄，而且人年纪越大，越有助人为乐的精神，因此我们可以组织一支由高端人才组成的“灰色和平部队”（Grey Peace Corps），与自身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更喜欢移民海外的国家分享技能。
最后，对于像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，应该把对外援助用于大规模扩大在各基本领域非洲人培训。这些非洲人会加入外流人才行列，而灰色和平部队能填补当前需要。当非洲国家发展起来之后，国内状况会得到足够的改善，吸引人才流回祖国，数量大增的流失人才的确实是会回去的，印度、韩国和中国就是明证。
这四大政策的综合效果将使非洲在即期和长期均获得巨大的好处。对“人才流失”怨天尤人以及愚蠢地限制人口流动是不会有效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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