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非。紫竹院的约会
7月26日中午，我的同事裴钟打来了一个电话。他说，我托他办的事又有了些眉目。下午3点，在紫竹院。我从未托他办过任何事，但他总喜欢这样说。 他是一个热心而富有幽默感的人。说他热心，那是因为除了教书和写作之外，他将撮合我的婚姻看成他的基本使命。他已经替我介绍了11位姑娘，年龄在18岁到38岁之间。说他有幽默感，因为我知道，11位姑娘中至少有4位后来成了他自己的情妇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，我们都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。
我在大学里教授《语言学概论》。43岁。迄今孤身一人。尽管我的天性中对女人的反应较为迟钝，但我也知道阴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。我从我所豢养的一只黑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――她在第二个发情期不堪孤独的重负而发了疯。
“你不一定要和那些女人同床共枕，”有一次裴钟对我说，“但哪怕闻闻她们身上的气味也好。”我记得那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快餐店里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盯着邻座的一位高大的女人。他认为那个女人的乳房有些特别。我们都笑了起来。随后他认真地对我说，假如我有兴趣，他明天就可以带个女孩来。“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魂飞魄散。”
据说，最终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慰藉的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词语而已。裴钟给我带来的那些姑娘，一个个从晦暗的背景中闪现出来，又一个个变得黯淡无光。她们只是一朵朵流云，或者说，一缕缕香水的气息，在我眼前转瞬即逝，留下来的正是这样一些破碎的词汇：语调、笑容、步态、裙子的颜色，也许还有一些吃剩的果皮和瓜子壳。
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我一生都在与词汇打交道。我明白，灾难总是相对的――假如你要从一个悲苦的故事中读出喜悦，只要改变一下它的语法结构就可以了。即便将一绺绺破布连缀在一起，你也能得到一片灿烂的织锦。总之，我感到心满意足。
我就生活在这些陌生的女人们中间。与她们在书房里喝茶，去公园散步，谈论着股票和期货、夕阳和阴雨、辞词和卦象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大部分女人都有着很好的修养。即使她们想提前结束约会，也会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 比如说，她忽然想起临出门时忘了关掉煤气……只有少数人会公开流露出对我的不满、轻蔑甚至敌视。有一个姑娘刚刚跨进我的书房就转身离去了，那情景就像她在匆忙中走错了房间。
简而言之，所有的女人在第一次约会后都将永久消失，无―例外。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。
我有一个逻辑，在裴钟看来也许是荒谬的，我们曾争论过几次。我举例说，很多人对钓鱼上瘾，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钓鱼而已，并非贪图美食。而裴钟的意见恰恰相反，他更醉心于那些实质性的内容。任何一个在街上走过的漂亮女人都会牢牢地吸引住他的视线，只要她们俯身低头，他的目光即会同时探入她们的衣领。对他来说，所有花枝招展的少女都意味着一种召唤，那是沉睡的肉体渴望苏醒的呼喊：快来吧，快来×我吧……
他这样说，自然淫荡之极。可他转而又说，除了欲望，无休止的欲望的对象所激起的期待，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。他长得高大英武，气度不凡。不光是女人，男人们一旦与他相识，也会顿生如沐春风之感。当然，他还有生理方面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感。我们经常在学校的公共浴池洗澡。这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当他提出与一个女人分手时，对方总是以自杀相威胁；为什么在拍毕业照的时候，两个女生发了疯似地朝他身边挤，最终扭打在一起；为什么他的妻子对他的管束和提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……
裴钟也有他的苦恼。一言以蔽之，他离不开他的妻子。“与其不断地编造谎言来抵消妻子的追问，还不如找一个―劳永逸的方法。”他坦率地对我说。这也可以看成是我们之间游戏的一个小小背景。他如此热衷于我的婚姻，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打造一个寻花问柳的盾牌而已。也许还有别的意图，比如说，有了这样一个名目，他对女人的追逐就更为隐蔽，更加心安理得，甚至多少还有一种他所喜欢的暧昧之感。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，我不愿意在这方面推究得太深。我只知道，世上有了一个堂・吉诃德，自然就有桑丘・潘沙。
有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与裴钟的这种共谋行径，很有些类似于两个名词间的互相修饰。而裴钟的说法则显得更为简洁：
“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”
这天中午，他又打来了电话。
我书房里的这台电话机是专门为裴钟预备的。裴钟称它为爱情专线。一般来说，每隔一个月，它才会响一次。假如他连续两个月不打来电话，我就会感到坐立不安。
裴钟告诉我，那个女孩名叫吴颖，下午3点，在紫竹院。他随后就报出了一系列与她相关的资料：身高一米六一，披肩长发，棕色的裙子，皮肤白皙，有雀斑……但却隐瞒了一项最为重要的信息。
“我简直有些舍不得将她介绍给你，”裴钟在电话中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，“她的美貌会令你震惊的，很有可能，还是一个处女。”
他这样说，我并不感到惊奇。因为他每次打来电话，总是照例要说上一段雷同的冗长的开场白。
他还说了些别的事。他刚刚从报上读到，美国作家莱蒙德・卡佛因患肺癌不幸去世。在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，他一直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台上的一株花卉发愣。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。
“我很想知道，他在去世前所凝望的是一种什么花……”
我很快在紫竹院里见到了吴颖。她就坐在河边的一座凉亭里，低头看着布满绿锈的河水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可也说不上难看，给人以十分虚弱的印象，就如一件织物在水中洗了又洗，颜色褪了又褪，又如一株终年不见阳光的盆栽植物，柔嫩而苍白。
夕阳透过重重叠叠的杨柳，照亮了那处凉亭，却使她的脸庞变得更加黝暗。在那条河的对面，一条长长的白铁栅栏的背后，矗立着一幢蓝色的建筑，那是北京图书馆的南楼。我和吴颖的谈话首先是从图书馆顶端蓝色的琉璃瓦开始的。
她很快就提到了南京的中山陵。她说，据她所知，中山陵是南方惟一的蓝色建筑。但它却是一座陵墓。“蓝色让人感到忧伤，”吴颖说，“白色使人沉静安适，而红色则显得喧闹，热烈，令人幻觉联翩……”我看了一下她所穿的连衣裙，如裴钟所说，是棕色的。
她说话的语调也是虚弱的，病态的，仿佛每吐出一个字，都显得十分艰难。
她从提包里取出一盒香烟，也没问我抽不抽，自己就叼上了一根，同时用指拢了一下额前的长发。我感到，她的身上附着了一层娴静而沉郁的气息，即使我们很长时间不说话，也不会觉得不自在。只有当我注意到她那被焦油熏黄的手指微微颤抖之时，才会略感局促。她笑了一下，告诉我，她的烟抽得很凶。
我们彼此打量着对方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。
我问她是不是愿意沿着河边随处走走，她摇了摇头。她说她喜欢一直这样坐着。总之，这个下午的情景总让人觉得不同寻常，似乎随时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僵滞的空气既紧张又甜蜜。
“我听裴钟说，你的老家似乎在苏州？”她终于提到了裴钟。
我点点头：“可以算是苏州。”
“是在苏州城里吗？”
“不，在直，离昆山很近。那是一个小镇，不太有名。”
可吴颖说，她知道那个地方。她回忆说，她的父亲作为一家制片厂的美工，曾经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的拍摄，外景地就在直。他从直带回来的风景照片摆满了她的整个书桌，还有一些字画，散发出油墨和染料特有的香气。
“照片上都是一些带回廊的房子，街巷，城内的运河，当然，还有那些拱桥。”
她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她可以带我去她阜城门的家中，看看那些照片和字画。自从她的父亲去世之后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们。
她这样说，在无意中暗示了我这次约会在未来延续的可能性。我感到有些意外。我与裴钟之间的这个游戏，尽管双方未作任何规定，但早已在无形中建立了某些成例――一般来说，我一旦与初次约会的女人告别，就只能在梦中看到她了。我这样想，假如有一天，我真的去了吴颖的住所，是不是可以说，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游戏之外？
“我心回神萦的天堂就是南方。”吴颖说。她父亲给她带回的那些照片和字画寄托着她的全部梦想。她说她只是一个冥想的收集者。她周围的邻居，亲戚，朋友，朋友的朋友只要去南方，总会给她捎回些什么。书籍，画册，公园的门票，导游图，石墨，砚台，纸扇，陶瓷，泥人，残碑的拓片……甚至，她还曾得到过一朵风干的昙花。那是扬州普济寺的一个和尚给她寄来的。
“这朵枯干的昙花正是南方的缩影，岁月消逝中残留下来的菁华。可是据说，这种花并不存在……”
“你去过南方吗？”我问她。
“其实，我一直生活在南方。”吴颖说。可我却不太明白她为何这样说，尽管她的话在语法上没有任何毛玻
“只要你愿意，你随时都可以去那里游历一番，或者，可以去南方工作……”
吴颖再次摇了摇头：“我梦寐以求的南方，就像那朵昙花一样，实际上并不存在。”
她接着又解释说，尘世的图景只不过是一些想象的附属物，或者说，对想象的模仿。在她的南方博物馆里，所有的收藏物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类别：实物，照片，绘画和书籍。“南方的格局固然可以凝结在一帧照片中，一面打开的纸扇中，或者―颈花瓶、一匹苏绣锦缎之中，可是，它的气息只有在文字中才能得以保留，而它的生命仅仅在我的想象中延续。因此，有人才会说，真正的存在物将是那些不存在……”
“这就是你不愿意去南方的理由吗？”我问道。
“当然，还有另一个理由。”吴颖古怪地笑了一下，将我吓了一跳。我们身边的这座沉寂的园林仿佛受到了她刚才一番玄言的感染，陡然变得虚幻起来。
她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，将它拽到她的大腿上。我的手指刚刚触碰到她裙子的皱折，巨大的晕眩感和内心的震荡差一点将我击倒。
“你不要害怕。”吴颖朝我嫣然一笑，随后她就撩起了裙子，露出了过于白皙的、圆润的大腿。
它用聚脂材料做成，膝关节连接处的金属支架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吴颖让我不要在意她刚才所说的那番话。因为，那是“一个不幸的人”在寂寞中琢磨出来的小玩意儿而已。
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吗？”我问她。
“有时候我会这么想，”吴颖说，“可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感到非常快乐。上帝是公正的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”
裴钟未能前来参加我与吴颖的婚礼。我们之间的游戏结束了，他一定非常伤感。
婚礼后的第二天，也是下午，他打来了一个电话。他曾经问我，美国作家卡佛在去世前所凝望的是一种什么花，他说他现在终于知道了。
“是玫瑰。”裴钟说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
